繁星的升起和陨落（五）

田闻一

(相关资料图)

我常常仰望深邃的夜空。只见浩瀚无垠、钢蓝色的天幕上，缀满了金色的繁星。不经意间，刚才还在华光闪烁的明星，已然倏地掠过横无际涯的天际，在天幕的那一边陨落，让人扼腕叹息、惋惜。

――题记

伯乐、伯乐，还是伯乐

伯乐、伯乐，还是伯乐

有句话说得好：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我肯定不是千里马，但我遇到的伯乐却是真正意义上的伯乐，而且遇到的伯乐还不止一个。

第一个伯乐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近乎神奇地在《四川日报》第2版用很大的版面，发表了我那篇通讯《烈火红心保立窑》的编辑，而且他还很破例地署了我的真名，让我脱颖而出，改变了命运。回到成都，我多方寻找，百般探寻打听这位编辑、这个伯乐，却始终不得要领，一直没有找到，很是遗憾。

我的第二个伯乐，是《四川日报》副刊编辑金笙。

金笙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他是个资深编辑，也是一个作家。

新中国成立前，擅长写杂文的他，化名“小铁锤”，常在成都多家进步报刊发文攻击当局。他发表的那些杂文，篇篇都像狠劲砸向国民党当局的小铁锤，这就惹恼了当局，将他逮捕下狱，要他认罪伏法；他不听不依，对着干，咆哮怒吼，被当局打折了一条腿。当我见到这位“小铁锤”时，与我印象中的他，迥然不同。他跛着一条腿，50多岁，瘦削，文质彬彬，清癯的脸上戴一副厚如瓶底的眼镜；手上始终抱着一本厚如砖头的辞典类书；他知识渊博，是《四川日报》公认的活字典、词典；谁有什么不知道的，都可以问他，他又像一部百科全书。罕言寡语，说话还有点结，人品清正。我无法将眼前这个弱不禁风的老知识分子，与雄狮般咆哮怒吼的“小铁锤”联系起来。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华社四川分社摄影记者金勖琪退休后，曾在我们报社――《四川政协报》工作过一段时间，当过一段时间我的同事。即使那个年纪了，她依然风韵犹存，有人笑称她是“金摩登”（英语漂亮的意思）。她是金笙的侄女，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她告诉我，他们是满人，原住少城。少城，也就是满城，那是民国之前的成都的城中城，如同神仙居住的地方，在中国独一无二。少城中住的满人不过几万，清廷却在这里专设了一个将军，将军府第就是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将军衙门”。这个将军的职能：一是为住在城中的数万满人服务，二是牵制、监视四川总督，权力很大。与大城隔开来的少城，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洞天福地，多条繁荣光鲜的通衢大街之后，就像蜘蛛的脚，派生出去一条条幽静的成都人叫巷子、北京人叫胡同的长长幽巷。巷子里，一座座单门独户、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公馆，无不高大威严、青砖黛瓦；高高的围墙里有虬枝盘杂的大树，在探出墙来的浓密清枝绿叶中，鸟语花香。居住在少城里的数万满人、贵人，是天之骄子，他们生来就有朝廷赐予的一份俸禄，生活无忧无虑。他们整天提笼架鸟，看戏……优哉游哉，打发一生。因此，当1911年辛亥革命轰然一声推翻清朝的同时，也掀倒了将成都隔为大城和少城的城墙。一下子，少城内数万历代养尊处优、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什么生活能力都没有的满人这就惨了，现瓜相（成都话，无可奈何相）了。为解决这些数万满人的生计，当局特开辟了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让他们在其间学做生意，经营、维持自己的生计。想来，这金家叔侄女俩是破败了的满人中的佼佼者，不然，他们怎么会大学毕业，成了知识分子，成了影响社会的文人。

《四川日报》停了多年的副刊复刊第一期，是资深编辑金笙慧眼别具，从潮水般涌进编辑部的众多稿件中，挑选了我的散文《华灯》发表。

当时，二十来岁的我，在《华灯》中，用抒情而纪实的笔触这样写道：“国庆前夕，我们沿千里襄渝铁路新线巡行（其时，我已奉调参加铁道兵的一个写作组）。往往是，车头刚刚钻出长长的隧道，又一头钻进大山的心脏……当初铁道兵战天斗地的画面，忽地闪现眼前。

“长长的铁道线两边忽闪忽闪的灯、隧道里的灯，星星一样牵连不断，牵出我的情感线。这些闪烁的华灯啊，如同当初慈母送别我们时流连深情的眼睛，如同荒漠中涌出来的甘泉，如同爱人在远方扬起的手巾，如同宝宝的初吻。这时，车厢里响起了《铁道兵战歌》：‘背上了（哪个）行装扛起了（哪个）枪，雄壮的（哪个）队伍浩浩荡荡，同志呀！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劈开高山填大海，要让锦绣河山铺上铁路网……’这就让我将最初的一缕柔情，转化为铁道兵的豪情和豪迈”。

这一期的副刊，因版面限制，版面金贵，刊发的诗文也就四五篇，极不容易；这一期的副刊，如一道闪电，引发的雷声轰鸣，引发的反响、反应之强烈，可想而知。同期发表诗文的作者，我大都是在《四川文学》上见过的，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姜华令，我们没有见过面。他在这期川报上发表的也是一篇散文，而他本是以诗闻名的，其时被《四川文学》抽调上去当见习编辑，没想到他的散文也写得好。我还知道，他是随父母来川的山东人，原本是一个外线电工，我曾在《四川文学》上读过他的《邮电工人战歌（十首）》，印象很深，至今依稀还记得一些诗句：高高的电线杆啊/电线杆高高/那长长排排的电线啊/像云霞把你缠绕/像雁群飞上云霄……

这期《四川日报》副刊复刊后第一期，轰动到了什么程度？就以我读过书的新津来说，有同学兴致勃勃拿着这期《四川日报》，顶着八月火辣辣的骄阳，骑自行车到了老君山下，没有路，他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汗流浃背地去到山间，找到还未解放的我们中学的语文老师。他把发表在《四川日报》上的散文《华灯》给老师看，求证是不是我写的。老师看后说肯定是，他说熟悉我的文笔。老师的回答让我这个同学大喜过望，满意而去，到处敲“锣”去了。由此，可以推想发表了文章的姜华令等人的荣耀。

过后，姜华令就近调到《攀枝花日报》当了副刊编辑。我去攀枝花出差，去拜访曾有过交往的《攀枝花日报》主编吴双焕。他听我说起姜华令，特别让姜华令来陪我，还抽调出他们编辑部的吉普车，让姜华令陪我在攀枝花市转了一天，很给面子，让我对火红的攀枝花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以后，我和姜华令成了好朋友。他衣着朴实，长我几岁，相貌端正；我个子一米七五，他比我还高一些，身材匀称，内秀。他写作不断，主要以诗闻名，不时在《星星》诗刊、《四川文学》《诗刊》发表诗作。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20世纪末在达州举办的全省副刊好稿评比会上，老朋友见面，其乐融融，这也是姜华令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届副刊评比会。听说，他回去后，还没有办退休手续，爱下棋的他，那天和一个棋友下棋，一个棋子不小心掉到地上，他弯下腰去捡棋子，就再也没有起来。这个情况，同多年后退休的《四川日报》（以下简称川报）副刊部主编伍松乔很相像；伍松乔的工作卓有成效，他不仅对川报副刊，而且对全省的副刊（他一直是四川副刊协会的实际掌门人）都有重大贡献，同时写作也勤。我记得他去世前，还满怀深情地在网上推出他怀念逝去父母的文章；而且几天前，在一个会上，他还专门问我，咋个不见你在微信朋友圈发文？可见他对我的关注。我知道，之所以如此，是他对我这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引起轰动、连连得奖的长篇历史小说《赵尔丰·雪域将星梦》很喜欢、很关注，他说他看过这本书不止一次。在一次全省的副刊评比会讲话中，他说我是一个“长期埋伏的人”。不意言犹在耳，曾在电梯上昏过一次的他，在同家人吃饭时，头一歪，倒在桌上就这样去了。他和姜华令——如高缨所说的“记者型作家，诗人”，也是这两颗文曲星，陨落得也太倏忽凄然了些。严格说起来，长期作副刊编辑的他们，尤其是伍松乔，都是伯乐。

想起来，与我们同时起步、起来的文友，也许那时物质生活差，写作又勤奋，欠了身体很多债。而身体是很小气的，记忆力也好，届时不仅欠债必还，还要加倍的还。比如，曾在颇有名气的北京《青年文学》发表《燕儿窝之夜》一举成名的南充作家魏继新，发表《被告山杠爷》而名上加名的李一清，都是正当盛年，如日中天之时去世，让人伤感。这就像我们大都是一起起步形成的一个方队，走着走着，掉头一看，有的人就没了，如魏继新、李一清。

所幸的是，同期先后出来的作家贺享雍等寥寥几人，还在坚持写作，佳作不断――如同星星，还在天幕上令人可喜地闪烁。

黄家刚是个资深编辑、资深作家，是个伯乐，是个“另类”。

他原本是成都一个工厂的工人，因小说写得好写得多，调到《四川文学》小说组当了编辑。然而，已成了名编的他，却主动提出与在同一栋大楼中的省作协通联部搞通联的杨泥互换工作。就是说，让杨泥去《四川文学》当编辑，他下去跑。一般而言，这是难以理解的事。

当时，杨泥在川大中文系毕业不久，她是当时的《星星》诗刊主编、后来调到北京，成了《诗刊》主编的叶延滨夫人。与黄家刚互换了工作的杨泥后来也到北京，在《人民文学》当了很长时间的小说编辑，发了很多好稿。

黄家刚（我们都亲切地叫他加刚），很喜纳人。当时也就四十来岁，身躯高大、脸色黑红，穿一件黄色风衣，头戴鸭舌帽，戴副玳瑁眼镜，骑一部二八型自行车，跑得飞快，就像有人在催他、撵他似的。他到了创联部，创联部的工作大有起色，原先冷秋八淡（四川话，人很少）的创联部，顿时热闹起来，每天人满为患，大都是来找加刚的业余作者，他们对他说些文学创作和发稿方面七七八八的事情。

黄家刚

我每次见到他，只要喊一声家刚，他人都没有看清，“哎”的一声刹车，翻身而下，一点架子都没有。他下了车就同你谈话，黑红的四方脸上总是漾满真诚的笑意。而这种真诚的、透着关心关切的笑意，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心里涌出来的。

他对任何人、任何方面介绍自己，从不说自己是编辑、作家，而说是自己是一个工人。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而当时，他已是副编审了，是一个著作甚丰的名作家了。

他为人随和、耿直，善解人意。但这仅仅是他的一个方面，这就如同他的名字中的一个“家”字；另一方面，他又如同他名字中的另一个字：“刚”。他坚持在文章面前，人人平等，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比如，有些所谓的文学评论家，在利益诱使下，沦落成了“献花使者”，往往一本书，一篇文章，他们看都没有看完就一个劲说好。加刚完全不同。这方面突出的表现是，在他受命收集、主编《四川50年文学作品精选》和《四川改革开放30年文学作品精选》时，只看重作品质量，不看人。这是一个大事，是一件很拿脸的事，是作家，都想“进去”。而有些自以为是、雄心万丈的“大作家”的作品却落选了，有得知消息的“大作家”为此很生气，放言“老黄不给面子”……言外之意是明显的。而且，这样文章落选者，有的还是要人，直接捏着“老黄”的命门，他得罪了这些人，后果是什么，可想而知。然而，老黄不为所动，硬顶，坚持。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看来整天乐呵呵，身躯高大，骑一辆过了时的二八自行车，整天跑基层，乐于同业余作者交朋友，为他们服务，身体看起来也相当壮实，正值盛年的老黄，却是天不假年，壮志未酬，去世时远远不到退休年龄。其实，他哪里是一个他口中随便一说的工人？不妨看看他的履历：原籍湖北蒲圻，生于1940年，1958年毕业于成都最好的中学，也是全国的重点中学――成都七中。1965年参加工作，当过工厂工人、学校教师、《四川文学》编辑、副编审、四川省作家协会理事、创联部副处级干部、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编小说《老韩》《古董商》《拳师》等多篇。另外发表散文、杂文100余篇。部分作品入选《全国短篇小说精选》等作品集。短篇小说《老韩》获四川省首届优秀作品奖。

加刚这个人，心好，又细。去世之前，他嘱咐家人丧事从简，不要惊动外人、惊动公家。要家人将他去世的消息通知至亲好友时适时、慎重，分步来，连先告诉谁，后告诉谁，怎么告诉，都想好了，都交代了家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替别人想得多想得细，看得重，对自己看得很轻。

加刚这样另类的伯乐，哪里去找？

崔桦（1930—2019，河南巩仪人），又是另外一类作家。他曾作过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被誉为全国青年文学“四小旦”之一的成都《青年作家》筹建人之一。崔桦不仅官当得好，而且以写官场小说闻名。省文联主席李致笑称他“人长得漂漂亮亮的，文章写得漂漂亮亮的。”前几年病中的他，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于是他将自己的临别赠言写好给了女儿，嘱咐女儿在他去世之后，在他那份别开生面的“遣嘱”中，填好他去世的日期，发给朋友们。他的临别赠言是：

“我已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离开你们，到远方旅游去了。（他去世是2019年5月5日）

“已嘱咐女儿免除一切悼念的项目和形式，拒绝一切形式的礼金和礼物。我的背包里，只装着沉甸甸的爱。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当你回忆到我的时候，我都在深情地向你微笑。”

崔桦

以上的几位伯乐，几颗风采各异的明星，在不同的时间、时段，掠过横无际涯的天际，在远方风采各异地飘然而去，而逝。

（未完待续）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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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田闻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深媒体人，巴金文学院连续三届创作员；著作甚丰，多篇多次获四川文学奖等多种奖项）